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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努力荣幸得到包括做西哲的朋友的注意，同时还对我利用的西学资源有所分析。
政教的根本是天理良知，是允执厥中。圣学既远，霸术之传积渍已深，虽在贤知，皆不免习染。
若管、商、苏、张之属者，至不可名数。天下之人心，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，特其间于有我之私，隔于物欲之蔽，大者以小，通者以塞，人各有心，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。如果常人是一两二两黄金，那么尧舜孔子是万两黄金。良知政治思想的核心重点，在于通过政教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[10]阳明先生所说的霸者之徒，窃取先王之近似者，假之于外，以内济其私己之欲，就是孟子说的以力假仁者霸。
[14]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：阳明先生至龙场，时瑾憾末已，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，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云云。迨夫举德而任，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。文节著明就能够触类旁通，体悟性之全体。
更重要的是《论语》中有子张问明章： 子张问明。又说：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，排除了至诚也能被常人达到的可能。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道，自道也是说，对道的遵循，也是自然而然的。
反而不如张载、吕大临对致曲的解释，还原了从一偏之能上也可以成圣的文义。关于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
合内外之道，就是统摄物我的道，更不必具体说到人事万物、天地上下。合外内之道也者，言至诚之行合于外内之道，无问外内，皆须至诚。性之德也者，言诚者是人五性之德，则仁、义、礼、知、信皆由至诚而为德，故云性之德也。唯一不同的是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
故能纯一不杂，混混一体，无形色可求，无物我可对，然后可以谓之化。五、对郑玄和朱熹等人注疏的评论 基于我们对诚明的含义和关系的理解，我们顺便检视一下以往的注解。综上所述，可以说，《中庸》的诚仍然是真实无妄、实有的含义。然禀受之殊，虽圣贤不能免乎偏曲，清者偏于清，和者偏于和，皆所以偏为之道。
圣人从欲率性，因为圣人的欲无私无偏，与性合一。从月者，月以日之光为光也。
与《中庸》的诚明关系较为密切的是《庄子·列御寇》篇的夫内诚不解，形谍成光。最终，我们来看： 自诚明，谓之性。
不是说人先有至诚之德，方能成就自身。王夫之的深层意思是，只有圣人率性而行才是道，而常人率性而行不是道。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言至诚者成万物之性，合天地之道，故得时而用之，则无往而不宜，故注云时措，言得其时而用也。
意思是，内心至诚，就会形著于外。这是因为，既然将致曲与至诚区分，至诚是能尽其性，则致曲当是尽性之一偏或局部，不可能一下子落到具体物事上去。
不自见故明自见者不明（《老子》第22、24章），明皆是彰显之义。所性而有者也，天道也。
且人物事件之交，不仅在于知理，更在于气之相感或体验。成物之过程在于气与理共同造作。
若人有道艺，则能自道达于己，故云而道自道也。但是，理只是一个原则，而不是造作者。孔颖达更是认定曲为细小之事，说：言其贤人致行细小之事不能尽性，于细小之事能有至诚也。结论 诚与明的含义自朱熹视诚为天理之本然、视明为择善之后，愈发混乱。
朱熹将诚解释作实理，接着展开其长篇大论。《礼记·学记》：使人不由其诚，教人不尽其材。
可知，诚身就是真实地拥有于自身，而不是没有装有。孔颖达显然不明白，诚既为天道，则自然顺性而成，不假外力或学思。
所以钱穆有言：当知《中庸》诚字里面，便涵情的成分，所以只说实在尚包括不尽诚字。《烝民》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明，通，疏通。
形于外就会文节著明，为人所见。以此为参照，我们来分析《中庸》中的诚的含义。钱穆将诚等同于自然，说：心的功能是能开悟有知觉，能开悟有知觉，便是中庸之所谓明。其二是： 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诚，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。
一曲之德，致文成章，则无以加矣。……不然，各率其性之所有而即为道，是道之流行于天下者不息，而何以云不明不行哉？不行、不明者，教也。
林希逸注说：诚积于中而未化也。明乎郊社之礼、禘尝之义。
据此，我们检视了郑玄、孔颖达和朱熹对《中庸》注解的得失。在人之修养上，更在于身体心神依理而行，是少不得主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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